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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正渠真正的摄影艺术家,应该只是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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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中国摄影》杂志·年5月刊

图文/段正渠

编辑/元卿

安塞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的叔叔因为喜欢绘画被特招当了兵,在部队专门负责放电影和写写画画。有一回叔叔探亲回家时带了相机—后来知道是海鸥,把家人和近邻挨个儿拍了一遍。叔叔返回部队半个多月后,寄了一摞子照片回来。大人小孩凑一起,一边一张张翻看着照片,一边兴奋地指指点点大呼小叫。我就觉得神奇:怎么站那儿“咔嚓”了一声,这人和景就被原封不动留在这个纸片片上了?这应该是最早对摄影和照片较为深刻的记忆。在当时的乡下,能拍照留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

上大学期间,班里同学有照相机的也没几个人,直到毕业之前,同学的舅舅从苏州帮我和同学每人花一百块钱买了一台“虎丘”。从此算是有自己的照相机了。但是胶卷仍旧是买不起的,黑白胶卷一个好几块钱。所以外出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按快门,除非形象、构图、气氛、光线都自认为恰到好处了,觉得非常“有用”了,才会按那么一下。

安崖

年春天我第一次去了陕北,半个月画了几十幅油画,拍了两个黑白胶卷。照片是回来后找暗房自己洗的,本来拍得就不好,加上相纸又不对型号,洗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当时的摄影技术,仅限于刚买“虎丘”时背下的口诀:强光、多云、阴天、弱光各是多大光圈、多少速度;不同的只是几年前外出必须要带上这么个纸条,而现在不用了,可以估计着来了……仅此而已。

年夏天去了甘南,去之前,专门更新设备,花几千块钱买了台“理光10”,还有俩富士彩卷。那时彩卷还很稀罕,广州这种开放的前沿城市有进口彩卷也没几年。记得毕业前先生跟院里打报告,说拍学生毕业作品,需要领一个彩色“菲林”。我当时觉得这名字真洋气。后来郑州也有地方可以买了,但很贵,一个彩卷二十多块钱,相当于半个月工资。个人基本用不起,因此拍彩色照片的机会不多。到兰州后,当地的朋友又领着去买了七八个不带暗盒的简装胶卷。简装卷差不多比正装便宜一半,只是得事先钻进被子里把胶片在暗盒里一个个缠好。去了十来天,两个彩卷拍了一个,另一个又带了回来。不舍得拍。黑白拍了五六卷,有两卷大概是装的时候被子没蒙紧,跑光了,胶卷冲出来全是黑的。

八堡

年至今,去陕北的次数多得已经记不清了。第一次去,就为了画画,窝在米脂一个山村里画了七八天,哪也没去。后来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历经周折那么艰难地走到陕北只为画几幅习作?有点儿不划算。不能只看陕北的皮,还是应该多跑多看,尽量深入了解背后的深层的东西。于是,整个九十年代一直到年之前,一趟一趟往陕北跑,随身携带的就只有一个本子和一台照相机。

说不上什么时候真正对摄影感兴趣,反正只要下乡,相机总要带着的。我所说的“摄影”也大多只是“拍照”而已,还根本上升不到摄影的层次。有主题的有计划的创作更谈不上,所谓的拍摄,也大多属于绘画素材的收集和积累。

白城则

摄影是个好玩儿的事儿。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广州的同学率先有了一台日本相机,于是整天就在那儿瞎鼓捣,半拉床铺放的全是洗照片的家伙;塑料盆,夹子、镊子,包括一架放大器。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有朋友,弄了好多胶片,自己装了暗盒;还知道一些地方可以非常便宜的买到别人剪掉的相纸边。没事儿了,同宿舍的几个同学便一起拍照片,有白天户外的,也有晚上在教室用画素描石膏像的灯具打光拍摄的。等凑满一卷,到晚上了把宿舍窗户用被子蒙得严严实实,用红布把灯泡包上好几层,然后几个人就蹲在黑屋里洗照片。相纸曝光时间是自己估摸的,嘴里念叨着1,2,3,4……,关掉放大机的灯,然后把相纸放在显影液里。几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的相纸上先是有了灰色的影子,接着有了形象,一会儿几个人的嘴脸就全出来了。于是用竹夹子夹了,放在清水盆里来回涮,最后再放到定影液中。等照片洗完了,也定够了时间,取下灯泡上的红布,便有人将照片拿出来放机器上烘干,有的人则将一张张不规则的相纸切得方方正正。我现在存留的几张大学时期的照片,都是那会儿留下的。

白湾子

对我来说摄影主要用于记录。我往乡下跑,总希望能捕捉到一些在我看来有意义的场景和瞬间,对我的创作能有所帮助。但有时我也会尝试拍一些有一定“作品感”的照片,尤其是近些年手机不断升级,有了根据自己的意愿编辑“作品”的可能性。这也是好玩儿的地方之一。

无论摄影还是绘画,在我看来重要的首先还是个人的审美趣味。图像泛滥的时代,打动人的摄影作品,往往既有那种纯粹的,不加修饰的现实题材—具有现场感、真实性和震撼力,能给人以强烈代入感;也有那些有极富想象力的作品,可能是非现实的,呈现的内容、方式异于常态,能激发好奇和想象。

崔家湾

每次下乡,总会遇到一些肩上扛着脖子上挂着手里拎着各种长枪大炮的“摄影家”,追着驴群、围着猪栏和玉米棒子,又是跪又是躺地“咔嚓咔嚓”……我不喜欢那种比拼摄影器材和所谓的“风光摄影”,比谁相机设备好,谁拍得清晰,能把几十米外的小鸟拍得毛发毕现—跟唱民歌比谁嗓子亮谁声音顶得高一样,我不认为这与艺术有什么关系。没有好的眼力、修养,没有高的审美趣味,单靠器材绝对出不了好作品。在艺术中,语言应该是一种精神。依靠这些,才能从内而外地散发出创造力。

圪针塔

我喜欢纪实摄影。喜欢叙事性强、有故事、有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记得年前后有一套《黑镜头》纪实作品集,记录了各种非同寻常的人物和事件,镜头阴暗甚至残忍,因为太真实让我备受震撼。书中有幅作品,一个小孩遇难埋在地下,头被扒出来了,一双死亡了的眼睛大睁着,无神地注视着灰暗的天空……这套书我是在学生那儿翻阅的,就看了那么一眼,那眼神就再也难忘掉。嫩芽一样柔弱的孩子,还没等长大就这么夭折在灾难里。里面类似的作品很多,看得我惊心动魄,本想买一套保存的,竟因为怕受不了刺激放弃了这个念头。摄影用镜头记录现实的功能太强大了,这就不是绘画可以与之相比的。

我自己也是个实践者,我不爱以别人的评论去判断作品,我更喜欢用自己的理解去感受别人。这种理解或许会和作者的本意有偏差甚至相去甚远,但我总觉得这种“误读”很有意思,有一种新的创造在里面。

贺圈镇

我偏爱那些“看似带着某种情绪、却又无法言说清楚”的作品,换句话说,那些里面有“悬念”,让人牵肠挂肚,让人又总感觉似乎“有什么事儿”的作品总能吸引我。喜欢的作品很多,遗憾我大都记不住名字。除了人人皆知的大师,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卡蒂埃-布勒松(HenriCartier-Bresson)外,我还喜欢约瑟夫?寇德卡(JosefKoudelka)的作品,视觉效果极佳,有诗意,他镜头下的街头人生像是在阐述一种思想,耐人寻味;辛迪?舍曼(CindySherman)有观念,属于当代艺术,是在用摄影媒介表达画面之外更广阔的东西。喜欢的还有贝尔纳?弗孔(BernardFaucon),很奇特,假人、真人放置一起,营造出一种荒诞怪异、超现实的心理效果;日本的吉行耕平,使用红外胶片近距离偷拍公园的性爱场面,既好奇,又悚然不安,并迫使观众随着他的镜头成为偷窥者。

黑疙瘩

我可能经常会含糊地把“摄影”与“拍照”混为一谈,这绝没有任何对摄影不敬的意思。长久以来,只是习惯于把用相机工作叫做拍照,习惯于把相机拍出来统称为照片。我基本没有搞过真正的摄影,虽然照片也拍了不少。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忌讳看照片来画画。在当时这是一种风气,当然也没几个具备拍照的条件。我们的前辈们,画画全仗手上功夫,画再大的画也只靠勾草图、靠写生来完成画中人物形象和场面,所以《工农兵形象选》才会一本接着一本地出。当时流行的“体验生活”,至今这个说法仍一直被沿用,虽然其内核已有不小的改变。所以可以说,那会儿是因为大多数画家不具备摄影的条件,才使得摄影跟画画没多大关系。

红崖峁

年之后,逐渐明确了个人表现性的绘画风格,造型力求简洁概括,人物环境则是虚拟的。相机所具备的“复制”功能,就当时来说“太实”了,是我那一时期极力躲避的。按理说,此后应该不怎么拍照了,恰恰相反,从此开始我拍照的数量却越来越多:信天而游,走哪拍哪,相机(手机)从不离身。尤其是有了数码相机之后,因为不再受胶卷的限制,拍摄就更加随意了:每次下乡,都要拍几百几千张照片。摄影有它无法替代的优越性,照片的存在已无法忽视。回忆比现实更简练、更单纯、也更明确,经常翻一翻过去的照片,就会有很多联想和回忆,会启发出其他相应的场景和情节。许多当时不经意的瞬间,由于时间造成的距离重新变得有了意义。

黄蒿界

可能由于摄影记录功能和搜集素材的便捷,不知道何时我开始有了“相机”情结。虎丘、理光10之后,年又换了一台尼康FM2,后来又开始玩数码相机。最早的数码相机是王顷给我推荐的,翻盖的那种。那时候我们总发愁拍不出夜景,王顷推荐时反复说:这个好,能拍夜景。后来又有了一个奥林巴斯,小,方便,不过没玩两个月就弄丢了;之后佳能G6、G7,佳能d……一直到有了iPhone之后。那时候很在乎照片的“密度”。去任何一家冲洗店都要加密度,颜色要浓重,为了“密度”,一张照片反复很多次,枉花了不少钱:要暖、要暗、要饱满、要浓郁……而且喜欢度的卷,颗粒粗,感光速度快。还老把黑白底片拿到彩扩店“黑白彩洗”,王顷说那叫“C41”。

10年前有了iPhone,相机就用得少了,尤其iPhone升级之后,几乎再没带过相机。主要是怕麻烦,加上对图片的要求毕竟不像专业人员那样高。iPhone拍照快、像素高,尤其是各种手机软件调图方便。前几年还曾买过配合手机使用的“镜头相机”和“鱼眼镜头”等,但都没怎么用过,还是嫌麻烦。

像绘画有“绘画感”一样,照片中的噪点,颗粒感、失焦、动态模糊、变形、“乱入”等,也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刘家畔

对我来说,摄影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记录意义。

我小的时候,家里总放着一个镜框,镜框里装着一幅根据照片“托”的人像。母亲说那是二叔。我没见过二叔。二叔16岁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22岁在洛阳地委任要职,24岁调往北京,26岁因病在北京突然去世。二叔去世两三年后我才出生。父亲来北京料理后事时,带回了一箱子二叔的遗物。大些时认得字了,能看书了,就偷偷地把二叔的遗物翻看了一遍。除了书籍、日用品等,箱子里还有一些照片:有几张大概是和同事一起照的,有些则是独自留影,有一幅,就是“托像”的原型。照片质量很好,应该是照相馆拍的,黑白,背后还有布景,有一幅在花草的地方局部染了颜色。二叔很年轻很精神的样子,戴着帽子,圆口布鞋,袜子上面裤脚提得老高。这些照片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上世纪50年代。那种服饰,尤其是那种精神面貌,带足了时代的印记。虽没有见过二叔,凭这些照片,我就在心里编出了不少二叔的故事。

满堂川

除了五叔拍的照片,我少年时期几乎没有什么留影。年高中毕业前,有个画画的老师帮我们美术组拍了两张合影,算是当时仅存的形象记忆。年第一次去陕北用虎丘拍的那些照片,都是自己冲洗的,嫌质量差,搬一次家扔一回。年编辑《段正渠纸本作品集-》时,想用一些早期的照片,扒遍了,也没找到几张,才意识到早已扔的差不多了。胶卷记得一直装在一个纸盒子里,结果也没有找到,估计也是搬家丢掉了。后悔的要死。书中用的两幅,一幅是年在陕北老乡家镜框里翻拍的,一幅就是当时的“坏”照片。我一直想:要找到那一大盒胶卷,能把三十多年前的照片全部再冲洗一遍该有多好。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片的记录意义变得越来越珍贵,当时觉得那么差的照片,现在都稀罕的不行。

宁条梁

有的时候,我也会拍一点“纯粹的”照片,可能会偏向于“表达”,形象、光线、构图形式讲究一些,不那么“直白”和“写实”,如沙尘里的道路、午夜里醉酒的人……也算我的另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

自相机发明以来,摄影一直是记录、了解和阐释世界的一种重要媒介,并促成了图像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使得这种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激增。摄影这一媒介也在不断地被创新,它的革新既是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也是由人们围绕着摄影功能不断变化的诉求所影响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摄影已经变得大众化了,它的记录的功能因其大众化而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应用。今天我们面对着无处不在的镜头;人们拍照上传互联网社交圈,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新闻头条上事件的记录者也许是街边群众的手机;除了记录功能之外摄影将艺术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带给大众,让每个人都能享受艺术创造的美好,并且改变了许多事情本来的意义。例如人们旅游、享受美食、健身运动,同时离不开一张记录这一美好时刻的照片。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更方便地带着自己的意图利用摄影对客观事物进行修饰和改造。例如目前手机大都具备的拍照美颜功能,以及各种功能强大的图像后期处理技术及相关软件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改变着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

摄影未来的状态如何,作为一个画画的,我无法判断。但我觉得,无论如何普及,真正的摄影艺术家,应该只是少数人。

碛口

桑树渠

王渠则

杨米涧

子长

段正渠,年生。年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次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香港大学博物馆、日本国立国际美术馆、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芬兰瓦萨美术馆、秘鲁利马国家博物馆、智利现代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国立博物馆等国内外艺术机构展出作品及举办个人展览。

多次受邀在艺术学院和美术馆进行学术讲座,担任全国性油画展评审。有多种个人作品集出版,其中包括《段正渠作品选》《当代油画家自选集?段正渠油画作品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年),《中国现代艺术品评丛书?段正渠》(广西美术出版社,年),《陕北听歌》(辽宁美术出版社,年),《段正渠》(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纸上—段正渠纸本作品》(河南美术出版社,年),《二段—段正渠》(吉林美术出版社,年),《段正渠—乡村风景》(吉林美术出版社,年),《学院美术30年—段正渠》(山东美术出版社,年),《故事和传说—段正渠艺术30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年),《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现代绘画书系—段正渠》(年),《—段正渠纸上作品集上、下》(河北美术出版社,年),以及《花园村艺话—段正渠》。

中国摄影画廊首展

无需理由

——赖声川于坚段正渠张亚东作品展

主办:《中国摄影》杂志社中国摄影画廊

策展人:马夫

时间:年5月28日-6月30日

(每日10:00-16:30周六、日休息)

地点:中国摄影画廊

北京东城区金宝街隆基大厦南楼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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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家协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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